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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城镇化:放开户籍推动落户、人口聚集矛盾显现

户口新政制度 2019-10-10 12:1984未知京户网小编
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一轮城镇化启动,户籍开放推动了落户,十八大以来,高层对新城镇化工作高度重视。今年4月初,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标志着城镇化进入新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旨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19年重点任务明确提出了推进1亿未登记人口在城市落户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目标,并强调放宽落户条件。人口红利引擎已经停滞,城市化仍有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劳动力丰富的基础上的。目前,作为劳动力供给主要引擎之一的人口红利已经熄灭,但另一个引擎城市化仍有空间,这仍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动力。根据国际经验,预计我国城镇化率将在十年内迎来第二个转折点,未来十年城镇化的红利仍将存在。
 
城市化的经验与现状。美日经验:人口集聚矛盾凸显,都市区治都市病。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人口向大中型城市群集中有一个普遍规律。然而,随着人口密度的迅速增加,“都市病”逐渐出现。发达国家通常选择发展周边城市来缓解都市病。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区和日本的东京大都会区都是经典案例。拉丁美洲的教训:工业化比城市化慢,奇迹般的幻灭和两极分化加剧。拉丁美洲国家是城市化的反面。拉美国家一般在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尚未开始的情况下,就提前开始了城乡之间的人口转移,从而形成了贫困的城市社会。与“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模式重叠,强调资本重于劳动力,增长重于分配,拉美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中国国情:形成立体经济结构,从城市化到市民化。然而,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大城市的吸纳能力有限。单靠发展大城市很难吸纳所有的农村移民,也很容易重蹈拉美的覆辙。因此,2000年的“十五”规划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导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距较大。出台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强调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
 
预计政策红利。我们认为,新的城市化是未来十年最具确定性和预期的红利之一。一是“取消对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意味着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有望加快;二是“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意味着民生改革将继续推进;四是,“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空间格局”,就是要推进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城市。协调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将继续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地区集中,足以支撑我国房地产销售不会崩溃,也足以支撑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一。城市化进入新阶段
 
1.1新一轮城镇化启动,开放户籍促进落户
 
十八大以来,高官们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工作。13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城市化工作会议;14年来,印发了《国家新型城市化规划》;15年来,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16年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型城镇化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今年4月初,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标志着新一轮城镇化正式启动,进入城镇化新阶段。
 
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关于14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颁布以来,推进农业人口向落户镇转移,一直是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近年来,落户限购令全面取消,城市范围不断扩大。特大城市落户的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宽。10月18日,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督实施了16年落户计划,促进1亿城市非户籍人口。在19年的重点任务中,进一步明确了中青旅三市推进1亿人口非户籍人口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促进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19年重点任务强调,取消二类大城市对落户的限制,放宽一类大城市对落户的条件。二类大城市应取消落户的限制。
 
1.2人口红利引擎退出后,城镇化仍有空间。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红利引擎停滞。高层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丰富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供给主要来自两个引擎:一是出生潮带来的人口红利,二是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然而,中国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13年内达到顶峰,14年来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到18岁,劳动适龄人口已降至10亿以下。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退,劳动力供应的一个主要引擎正在停滞。
 
2.城市化的经验与现状
 
不难发现,“城市化”一词在高级别政策文件中被广泛使用,而“城市化”一词在国际经验中使用得更为频繁。两者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要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入手。
 
2.1美日经验:大都市地区人口聚集与都市病治疗的矛盾
 
普遍规律的发展,使人们向“大城市”迁移。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存在着人口向大中型城市群集中的一般规律。城市经济学中的齐普夫定律揭示了一个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即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人口是第一批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此时,城市人口对数后的排名与人口规模呈负相关,且散点图呈斜下直线。这一规律已被证明与大多数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规模分布是一致的。结果表明,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并不比小城市慢,因为规模效应完全补偿了边际成本的增加。
 
人口密度上升,出现“都市病”。然而,随着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和人口密度的迅速增加,“都市病”开始逐渐出现,如19、20世纪伦敦空气污染频发。例如,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中心城市资源日益短缺的问题,而发达国家则选择了发展周边城市的思路来缓解大都市的疾病。
 
美国纽约大都市区:人口从中心区向外围扩展。以美国最具代表性的都市圈发展为例。十九世纪初,纽约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曼哈顿的小岛上。1800年,曼哈顿占纽约市总人口的75%以上。从1800年到1810年,曼哈顿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4.8%,略高于纽约市4.2%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人口仍处于城市中心。专注。但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心城市的负担越来越重,人口不得不向周边城市扩散。20世纪初,曼哈顿的人口增长甚至开始呈现负增长,而纽约大都会区的人口增长开始超过纽约市的人口增长,反映出人口从中心区向外围扩张的趋势。
 
日本东京都:人口流入继续增加。以东京为例,由于人口不断涌入,东京的人口密度一直在稳步上升。1950年,每平方公里只有3000人左右,而1965年,每平方公里有5300多人,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个高水平。由于城市土地资源有限的制约,人口的不断流入必然导致房价的上涨,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1963年,东京的榻榻米平均租金为550日元,1968年升至827日元,年平均增长率为8.5%,68-73年超过10%。
 
随着人口和资源的平衡,大城市地区已经崛起。为平衡中心城市人口集中与资源有限的矛盾,缓解“大都会病”问题,日本先后在东京附近建设了多个城市,如多莫新城、千叶新城和筑波科学城,以缓解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这些周边城市不仅可以在中心城市的辐射下享受到发展红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从而形成日本最大的东京都市圈。
 
十九大报告曾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格局”。然而,美国和日本在“先发展大城市,后发展大都市”方面的成功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性。拉美国家是这方面的反面教材。
 
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口不断增加。20世纪40年代初,农业仍然是拉丁美洲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阿根廷和巴西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在哥伦比亚,这一比例高达45%,在委内瑞拉和智利,这一比例也超过了10%。然而,拉美国家的土地所有权状况极不平衡。土地主要集中在寡头手中,而不是大部分农民手中,导致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缓解。以巴西为例,2003年,占地2000公顷以上的大农仍占全国土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而不足10公顷的大农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
 
贫困人口进城增加负担。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就业机会导致农村贫困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从表面上加速了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工业化的速度远低于城市化,工业化还不足以吸纳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这部分人口的绝大多数实际上被城市的传统部门或贫困部门所吸收。拉美国家在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尚未启动的情况下,提前启动了城乡人口转移。这种人口向传统城市部门的集中,形成了城市贫困社会,为加剧贫富分化奠定了基础。
 
强调资本,轻视劳动,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隐患。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拉美国家普遍实施并继续深化“进口替代”战略,谋求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希望增加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工业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偏离资源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并没有真正提高拉美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要保持这一战略,拉美国家必须加大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力度,继续保持高投入、高负债的发展模式。因此,他们过于重视资本的贡献,轻视劳动。贡献。再加上通货膨胀的抬头,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定价进一步扭曲,为贫富差距扩大埋下隐患。
 
经济奇迹只是昙花一现。喝一品红可以止渴,消除贫富分化。1964年,巴西保守党发动军事政变,此后巴西开始了为期21年的军事政府。军政府依靠富人的支持,不试图满足底层民众的要求。相反,它将大量资源投资于制定“进口替代政策”所需的行业。社会财富集中在大量人手中。“重增长、轻分配”的发展模式,使巴西经济迅速腾飞,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然而,“喝一品红解渴”的发展模式已经让巴西经济蒙受了不小的损失。三大症状是贫富分化加剧、产业结构畸形、债务急剧上升。73年来,巴西经济急转直下,到了81年,巴西经济增长率已降至-4的历史低点。要点。
 
2.3中国国情:从城市化到市民化的立体经济结构形成
 
中国的国情也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照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
 
00年:立体经济结构逐步形成。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大城市吸收能力有限。单靠发展大城市是不可能吸纳所有农村移民的,很容易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事实上,中国传统经济二元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不能直接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必须经历一个农业部门的三元结构时期,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并存。从高层看,2000年发生了从“城市化”到“城市化”的思想转变。在今年通过的“十五”规划中,小城镇的重要作用首先摆在面前。认为“发展小城镇是推进中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确立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不完善”,户籍制度阻碍发展。然而,由于制度缺陷的存在,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依然坎坷。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统计有两种口径。我们通常所说的59.6%的城市化率是以常住人口为基础的。按户籍人口计算,18年城镇化率仅为43.37%。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裂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市化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城市化。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一些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充分受益于城镇的崛起。
 
14年:从城市化到市民化。当前政府意识到,户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和城市发展,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不平衡也与此有关。在此背景下,《国家新型城镇化14年规划(2014-2020)》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城镇化成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
 
三。人口聚集潮开启
 
3.1现象:地方政策频频爆发,东莞市军队出现
 
地方政策频出,落户限购政策放松。事实上,在国家发改委公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前后,很多地方都出台了放宽户籍限制的政策和措施,以放松过去对落户的限制。比如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下发《关于在我国城镇实施落户限制的意见》,真正实现“零门槛”落户。河南省在《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实施方案》中指出,要推动放宽落户条件。郑州等城市全面取消对落户的限制。即使在广州、南京等特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特别是高学历人才的限制也有不同程度的放宽。
 
广东省获得了第一名,低水平城市也有机会。频繁的地方政策会引发一轮民战,哪些城市具有先发优势?从18年来常住人口增长来看,广东省对外来人口最具吸引力,在全市率先掀起“人民战争”。18年来,广东省21个城市中,有5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加了10万多人。值得注意的是,佛山、珠海、阜阳、茂名等城市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也位居全国前列。可见,低水平城市在人口竞争中也有机会。只要注重挖掘和发挥自身优势,也能吸引外来人才。
 
3.2趋势:一线优势依然存在,二线强势崛起
 
那么,现阶段人口流动趋势如何?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衡量现有的竞争格局:一是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在短期内基本稳定,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短期的净流入水平;人口净流入率(1户籍人口/常住人口)越高,该地区吸引的外来人口越多。但是,由于户籍的限制等原因,这部分永久移民无法顺利转为户籍人口。一般来说,常住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净流入率较高的地区对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放宽,将进一步吸引人口的流入。接下来,我们从城市群、省市三个维度对它们进行了比较。
 
沿海城市群更具吸引力,中西部地区人口净流出。首先,从城市群的角度看,包括粤港澳(不含中国港澳)在内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净流入率和常住人口增长率均居第一位。其中,粤港澳城市群吸引力最强,净流入43.7%,常住人口增长2.4%,明显领先于其他城市群。在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城市群等中西部地区,户籍人口存量仍处于净流出状态。此外,京津冀常住人口增长速度落后于六大城市中甸,近年来流动人口吸引力减弱。
 
广东和浙江的增长速度领先,北京和上海的户籍限制。其次,在省级层面,广东、浙江以较高的净流入率实现了常住人口的领先增长。受更加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北京、上海、天津的人口净流入水平较高,但近年来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多数省份。北京甚至连续两年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城市吸引力逐渐减弱。此外,东北地区的常住人口流失形势仍不容乐观,黑市辽三省常住人口均呈现明显负增长。
 
特大型城市吸引力最强,I型城市增长率高于特大型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相比,特大型城市的人口净流入率接近特大型城市,而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其他类型城市,吸引了流动人口。第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率高于特大型城市。一方面,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影响下,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吸引力减弱。另一方面,也说明二线城市的人口吸引力越来越强。此外,我国中小城市户籍人口存量仍处于较为明显的净流出状态。
 
3.3前景:谁将赢得人口竞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中长期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虽然推动人口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教育、医疗、环境等,但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是主要原因。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口经历了长期流动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芝加哥、匹兹堡、底特律等传统产业集聚区“铁锈带”典型城市人口呈负增长趋势,年人口下降幅度超过0.5%。与“铁锈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西海岸迎来了大量人口涌入,1970年至2010年,圣何塞和圣地亚哥的复合年增长率超过1.5%,而同期美国的年复合增长率仅为1%左右。
 
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也证实,人口最终将放弃传统产业,向创新产业集聚。在我国,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各省的人口净流入率与投资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很低,甚至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是,人口净流入率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例如,深圳在教育和医疗资源方面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却遥遥领先。其根源在于其强大的创新能力。腾讯、华为等一批新经济领军企业诞生,东北等传统产业面临严重的人口外流困境。
 
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都表明,谁能加快创新,谁就能促进产业升级,谁能促进产业升级,谁就更有可能赢得人口竞争。
 
四。预计政策红利
 
我们相信,城市化将是未来十年最具确定性和预期的红利之一。今年4月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标志着城镇化进入新阶段,新一轮城镇化带来的政策红利值得期待:
 
首先,“取消落户限制”意味着农村土地制度和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有望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收益的合理分配。从中长期来看,农地市场化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群体”落户提供经济基础,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推进农民工城市化,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衔接,最终扩大内需,导致投资和消费的扩大。
 
其次,“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意味着民生领域改革将继续推进。“促进无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指暂时无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以城镇为载体,确保他们全部持有居住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服务设施。这也意味着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各项改革有望继续推进,使城镇农业人口转移也能实现“劳有所得、育有所获、病有所医、养有所养,和生活”。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将继续从农村、乡镇向大城市、大都市集中。人口的进一步集中,必然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的增加,这足以支撑我国房地产销售不至于崩溃,也能够支撑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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