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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实录:户籍制度压制城市化,改革让更多人获红利

户口新政制度 2020-01-13 16:58115未知京户网小编
近日,在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出席并就中国城市化能走多远发表演讲。
 
以下是演讲的实际录音:
 
一、 导言
 
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40年来,一个大国每年保持9.5%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之前,这是一个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应该说,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经历。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是过去40年来世界上最快的。我查了数据。横向比较,160多个国家中,比中国快的国家约有四五个,但这些国家很不典型,而且大多是最不发达国家。它的城市化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想象,有很多居民只是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没有沐浴在所谓的“城市之光”中。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0%,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在国际比较中处于什么位置?目前,我国城市化速度有所下降。它放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减速吗?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吗?两天前我在一个论坛上谈到了城市化。我身后的一位发言者在讲话中说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城市化是分阶段的,在一定阶段肯定会放缓。让我们看看58.5%的城市化率是否应该放缓?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不放慢脚步呢?下一步中国城市化应该进行哪些改革和政策调整?我今天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
 
孔子说“四十不惑”,意思是人活到四十岁就明白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也要总结一些经验,从理论上总结这些经验,汲取中国智慧,总结中国计划。尽管我们不会把这些项目强加给其他国家,但总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学习中国的经验。此外,做理论研究工作时不能自言自语,但要按照自己的逻辑讲真话。我们还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试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观察中国经验,并将中国经验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较加以概括。
 
中国经验可以回答哪些有影响的理论?在这里我选了三个代表。他们并不是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表过任何看法,因为他们中有两人在看到中国崛起之前就去世了,但他们的理论影响了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并在中国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理论上,接受这一观点的人包括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张武昌教授和科斯教授,他们与王宁合著了一本书《改造中国》。他们都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这种意外结果假说的经典案例。从改革之初,邓小平就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改革是要进行,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归根结底是以“三个有利于”来衡量的,最重要的是能否提高中国的生活水平,这是唯一的终极标准。科学审视改革开放进程和城市化在其中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丢掉所谓的“预期效果论”。
 
第二种是所谓的局部势垒理论。钱纳里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有一个理论,虽然不是针对中国。他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多障碍,但如果抓住并克服几个主要障碍,无论是否具备其他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经济都能够实现增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里,我加入了一个研究小组,后来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也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本书的主编之一是鲁斯基。他的出发点是看到中国改革发展的总理效应。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把握几个主要因素就足够了。当时,我不完全理解他的意图,也不太在意。最近,我和他又进行了一次谈判。他说,他是通过读切纳利的研究生著作得出这个结论的。他说,这一理论已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到证实。中国不是一个全面的改革,有些事情已经触动了,很多事情还没有。但这些障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
 
按照这一逻辑,一些学者如黄亚生教授说,中国的一些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但是之后,改革进入城市,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原来不是这样的。只有继续把农村改革推向全面改革,才能取得今天的成果,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只是局部改革,就不可能想象出这样的成就。所以我认为这个理论在方法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改革过程分开了。
 
2、从“退出”、“流动”和“进入”的角度看改革与城市化
 
当我们谈论改革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回顾和总结。首先,我们要在尽可能强的逻辑性的基础上,始终寻找一个角度来总结改革进程;其次,我们要把改革与中国的城市化结合起来,看后者的重要作用。因此,从这一意图出发,我将以三种行为或三个阶段、三种形式来概括改革。第一个是“退出”。一是退出传统体制,同时退出低生产率部门。二是“流”。退出后,它可以流动。不仅仅是辞职回家,而是在企业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流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流动。第三是“进入”。Flow用于配置,在Flow中选择的新配置应该是更有效的配置。因此,进入是在退出生产率低的部门之后通过流动性进入更高生产率的部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退出旧系统,并通过流动性选择更为市场化的系统。这一过程一方面提高了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使原有的生产要素存量更有效率,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资源配置越来越转向市场机制。在出口、流动和进入的整个过程中,城市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我想从这些角度简要地描述一下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化。
 
农村改革是劳动力退出的第一推动力。40年前的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找到了生产队长。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还要求生产组长开一封介绍信,因为太差了。每年冬天,村里的人都会出去乞讨食物。只有有了介绍信,才能不被视为盲流。但这次他们让生产组长说,要不要带我们去给家里订生产合同?如果你为此坐牢,我们的18个家庭有责任把你的儿子抚养到18岁。他们当场写了一份合同,18个农民按了红指纹,国家博物馆仍然保留着合同。这些农民虽然不知道,但他们在当时召开了北京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改革的基础,最终推动了改革40年。
 
可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退出后,出现了克服流动中制度性障碍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逐步放宽了对农民工流动的限制,初步允许农民工远距离贩卖,允许农民工将剩余农产品运往外地销售,并首次允许农民从事跨区域经济活动。然后让农民把口粮(当时还没有取消粮票制度)拿到外地就业,从根本上打破了城乡流动的界限。
 
农民的流动逐渐扩大到部门、行业、地区、城乡乃至所有制之间的全社会。从微观上看,这种流动是农民选择收入较高的工作,从宏观上看,它形成了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因为钱多的地方一定是生产力高的部门,所以这种资源的重新分配才真正发生。
 
改革还存在一些方面,即不断消除劳动力进入的制度障碍。过去,农民工被称为“盲目流动”,即所谓的盲目流动人口。虽然你可以搬家,但在城里不受欢迎。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经济是不稳定的。经济好的时候,城市需要劳动力,所以我们应该对农民工更加宽容,允许企业雇佣一些农民工。但是,如果城市出现失业,首先,农民工应该被遣散。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现象成为一种周期性现象。甚至有些城市还会列出工作岗位,规定哪些工作岗位只能由本地户籍劳动者从事,哪些工作岗位可以由外来务工人员或无户口的外来人员从事,也就是说,那些好的、正规的工作留给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或外来人员只能从事边缘工作乔布斯。当时,世界上也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叫“三维柱”。只有危险、肮脏、要求严格的岗位才允许农民工进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虽然今天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户籍制度,但总的来说,农民工理论上可以进入任何城市、任何地区、任何企业、任何所有制,甚至理论上可以进入任何职位。
 
从这张照片中,你可以看到,目前城市常住人口的20%左右,我们称之为全国人口的58.5%,已经由农民工组成。在城镇就业总量约4亿人中,近四成是农民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鲜为人知。
 
3、 从实现人口红利看高速增长与城市化
 
城市化和改革进程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通过这种退出、流动和进入的过程,将中国有利的人口结构转变为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速度。我们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其中30年,1980-2010年,是人口变化的特殊时期。
 
对于国际比较而言,这同时也是中国所独有的。如果把1980年至2010年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的总体特征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变化是独特的。其他国家的总体平均状况不一样,也没有这么好的人口变化趋势,所以这是美国特有的人口机会窗口。
 
如何将人口机会之窗转化为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速度?当然是通过改革开放。具体而言,通过上述退出、流动和进入,是资源再分配和制度障碍消除的过程。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0%,这可以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加以分解。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口红利提供的大量劳动力的贡献。这很容易理解。我们也应该看到劳动质量的贡献。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点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总是高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新一代的人力资本肯定会比上一代有所提高。因此,当新劳动力不断流入劳动力市场时,可以很快提高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我们以前也在这个过程中。
 
至于如何理解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或者资本积累与人口红利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首先,当人口结构呈现剪刀形变化时,意味着人口抚养比在下降,在很低的水平上,整个社会的负担很轻,人们可以储蓄剩余,从而形成较高的储蓄率。利用储蓄进行投资,可以提高投资率,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我们不会过早地遇到资本回报率递减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更多的资本投资会导致收益递减,但我们的劳动力不是固定的而是无限的供给,因此我们不会很早就遇到资本收益递减的现象。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白崇恩教授估计,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就是它的来源。因此,资本积累的贡献也与人口因素有关。
 
二是生产力的提高也与人口因素有关。近30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源再分配,即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向高生产率非农产业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分解计算。
 
良好的人口结构带来了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如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人力资本的提高很快,资本积累比较快,投资回报率比较高。再者,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这些因素转化为一个描述增长的模型,如生产函数,我们可以回顾性地预测中国过去30年的潜在增长率约为10%。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虽然实际增长率波动较大,但平均也有10%左右。也就是说,有利的人口结构或人口红利使我们能够实现,而且实际上实现10%的增长率。这是我们2010年前快速增长的源泉。
 
4、 从扩大就业看共享发展与城市化
 
这样,我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总结了过去的改革进程,即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我也从另一个特殊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即人口红利。改革通过城镇化、劳动力转移和扩大就业,把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的扩大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这自然会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是共享型的。虽然收入差距已经扩大了一段时间,但与许多国家不同。因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社会上每个群体的收入都在增加,只有一部分增长较快,一部分增长缓慢。如果蛋糕不做大,再加上基于谈判地位的不断再分配,那些有话语权的社会阶层将得到更大的份额,其他群体的收入肯定会恶化。据说,中国过去的增长是分享型增长。一般来说,可以从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分布类型来观察。
 
第一阶段。长期以来,我们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个阶段,无论工业扩张有多快,创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我们都可以获得持续的劳动力供给。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我们可以用固定工资继续雇用这些转移人口。这就是刘易斯模型告诉我们的。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慢慢改变自己的认识。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文章,和一些同事争论农民工的工资是否很低,他们是否被剥削,他们是否为美国人工作,利润是从中赚取的。现在反过来,美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批评我们,说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但是,如果一开始工资很高,我们的企业得不到利润,就无法发展壮大,也无法创造这些就业机会。不会有这样的农民工,更不会有更高的工资水平,相反,他们会进入一个没有就业的状态。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一部分劳动力不仅在农业上创造价值。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转移到非农产业,他们的收入将远远超过农业生产。可见,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和非农就业总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这是刘易斯型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收入分配格局,也说明经济增长具有共享性。
 
根据定义,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一转折点之后,不是没有劳动力,而是必须提高工资才能得到他们需要的工人。农民、农民工、低技能劳动力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取决于工资水平,因此这些群体的收入在这个时候会加快。如果说第一阶段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整体参与率来改善收入分配,从而扩大工资总额,那么现在就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来改善收入分配。这是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市场作用的结果。
 
第三阶段。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带来了一个现象,即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劳动者在市场上的议价地位有所提高。过去,一个企业要招聘10名员工,可能会有100多人来应聘。用人单位不得不选择,有时甚至向村民求助。但现在企业想招十个人,也许只有两三个人来报名。所以这两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的雇主讨论工资和待遇。如果他们不满意,他们就不会来了。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他们会随时换工作。这是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基础。在全面劳动力短缺之后,政府逐渐加大了再分配力度。这一过程包括加快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如加快劳动立法等。2008年实施了三项与劳动有关的法律。还有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水平调整的频率越来越短,提高的幅度越来越大。此外,政府还大力改善就业条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这些都作为一种再分配机制,进一步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加大,收入分配改善的速度明显加快。因此,我在很多年前就预料到了库兹涅茨的转折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折点的雏形。比如,2008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和国民收入基尼系数都在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这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共享过程,是在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和城市化过程中实现的。
 
5、 城市化已经放缓了吗?应该放缓吗?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是什么?它减速了吗?现阶段城市化是否应该放缓?首先,农民工数量确实有所放缓。2017年,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人数1.72亿人,数量巨大,但增速明显下降。
 
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城市对他们越来越不友好,但这并不是总的现象。也有人说农村的条件变好了,想回去。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确实在改善,但是农业收入仍然远远落后于劳动收入,这还不足以吸引他们回来。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份额下降是一个铁律。主要原因是出来的人不多,但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必须回到一定年龄。
 
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农民工增长速度的放缓,农民工增量对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近年来这一比例已降至极低水平。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虽然城市化率似乎还在上升,但如果我们真正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城市化率在逐年下降。农民工是城市化的主要贡献者。为什么他们对城市化的贡献大幅度下降后,城市化还能继续增长?
 
我们用人口数据进行分解,看看一年内城市新增人口来自哪里?首先,16%是自然增长,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是自己出生的;其次,外来务工人员占总人口的26%;只要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统计局就把他们定义为城市常住人口;第三,从外地进城和转学的人占了仅占总数的5%;四是所谓的本地户籍变更占53%。那是什么意思?正是由于县改市(区)、乡改镇、村委会改居委会,很大一部分人口突然从村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这些人可能没有改变就业类型,也没有离开居住地,但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公民。
 
这个周末,我在江苏南通。我去了一个叫某某的新村。”“新村”是指土地基本被征用,只剩下少量耕地。当地企业多,移民多,远远超过当地人口,所以有3000多名当地村民没有外出打工。虽然他们大多从事非农产业,住的都是标准的建筑,但这个地方还是叫村庄。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村民,属于农村人口。根据目前国际上对城市化的定义,地方政府可以随时将其转变为城市人口,这就是地方的变化。事实上,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早已改变,不会因为注册方式的改变而有新的变化。因此,这一部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资源再分配城市化,而是一种后识别或口径变化的现象。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应该来自于流动人口对收入分配和生产力的贡献。随着人口因素的迁移越来越少,城市化进程开始放缓。
 
当前的城市化速度是否应该放缓?应该说,中国很快就会成为高收入国家,目前的城市化率为58.5%,与高收入国家84%的平均城市化率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赶。从人均GDP来看,我们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是65%。我们也很不一样。此外,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一些更相关的国家进行比较。
 
6、 城市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党的十九大作出重大判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因此,必须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下一步的城市化也应该是高质量的城市化,这是我们实现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最重要途径和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高质量发展定义为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续。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如何帮助我们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首先,提高效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经提到,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生产率。第一,全要素生产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源泉。其次,这两种生产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过去,生产力在各行业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占生产力增长的44%。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仍然很高,仍有下降空间。这种下降是重新分配,因此更高的效率需要进一步城市化。第三,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第二,更公平。更多的公平来源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首先,只有劳动力市场更加发达,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就业更加充分,城乡收入差距才能进一步缩小。二是加大再分配力度,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8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和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导致基尼系数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我们称之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库兹涅茨绘制了一条倒U型曲线,表示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先增加,达到峰值后下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转折点。虽然我们认为未来不会一路下行,但因为经济增长、城市化、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不会自动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必须有相应的再分配政策支持。城镇化不仅有利于通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善收入分配,而且有利于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
 
可见,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开始摆脱二元经济结构,也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逐步放缓,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回归平均”。这里的平均值是多少?例如,我们可以假设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3%,这意味着我们的增长率最终将回到3%。我们的悲观估计与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只有到2050年以后才会真正回到平均值。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回归均值的过程中,尽量放慢潜在的增长速度,尽可能延长中高速的维持时间。
 
如果我们深化改革,比如加快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可以预期潜在的增长速度会有明显的提高。我们的模拟结果表明,虽然从长期来看,潜在增长率最终会下降,但更大的改革可以减缓这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中高速增长。这样,到205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更高。无论如何,届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高低并不相同。因为在高收入国家,有的只有12000多美元,有的高达80000美元或90000美元。差距仍然很大。
 
7、 推进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
 
推进城镇化如何获得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应该说永远没有了。尽管仍有潜力可挖,但我们必须转向股息改革。你说的改革红利是什么意思?这是真金白银的奖金。这意味着,通过这些改革,我们可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使我们未来的实际增长率尽可能高。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更高质量的城市化。
 
首先,从退出的角度。比如,过去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靠的是激励,即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自己决定使用和配置生产要素,生产力和产量突然提高,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于是农民们开始寻求外出打工挣钱。那么,经过这个过程,还有哪些因素可以促进劳动力的退出呢?激励措施并不多,因为他们已经可以自由分配资源了。其次,要想解放农业劳动力,只有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所以退出机制要有更高的质量飞跃。
 
其次,从流动的角度。目前,农民工可以从农村流向小城镇、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甚至部门与所有制之间,也可以流入国有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就业。但有多少农民工实现了垂直流动?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升为企业的最高管理者?或者让城市户口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这种流动仍然是水平的,但不是垂直的。未能实现这种垂直流动,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很大潜力。
 
有人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所以还可以。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众多。像美国和日本一样,把农业劳动力比例降低到1%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上,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或高收入国家,无论其人口多还是少,都能成为一个拥有大量农业劳动力的现代化国家。目前,我国农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据官方统计,农业劳动力仍占27%。我觉得没有那么高,但还是17%左右。这意味着同一劳动力生产增加值太小,其收入不能接近其他行业。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么低,但收入却高于其他行业,唯一的办法就是落实保护政策,从而形成扭曲的农业。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下,农业显然不能例外。
 
我们做了一个国际比较。从人均收入水平看,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处于很高的水平。进一步深入观察,那些人均收入高于中国,但仍处于中上阶段的国家进行比较,这些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明显低于中国。我们无法想象中国应该是个例外,所以我们应该继续降低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生产率趋同悖论”。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力比重超过70%,城镇化率超过17%。之后,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实现了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业劳动力比重也明显下降。如今,它还不到20%,城市化率接近60%。同时,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大大提高,农业机械化增长速度很快。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型农机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农业机械化开始节约劳动力。然而,这些因素虽然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并没有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
 
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的变化,我们本来可以预期农业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而且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趋同,或者至少接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但这种趋同并没有发生。这种悖论是如何产生的?虽然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有两件事没有改变,一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二是由于各种因素,农业经营规模没有发生变化。这两个因素是分子效应和分母效应。
 
让我们看看农业经营的规模。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但事实依然如此:中国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1997年,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为0.67公顷,再过10年、20年、10年、20年都没有变化。世界银行将平均不到两公顷土地的农民定义为小土地所有者,中国农民的经营规模仅为“小土地所有者”标准的三分之一。与任何类型的国家相比,其经营规模都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中国农民的平均土地管理面积只有巴基斯坦的五分之一,印度和日本的一半,法国的1.5%,美国的0.4%,英国和巴西的不足一个百分点。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这么小的农业规模。这样规模的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提高到二、三产水平。因此,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要转移农民出去,就要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我们对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视不够,这应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要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改革,通过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来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从而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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