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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演变意义和历史作用赋税影响

资讯 2022-06-23 18:1580未知小编
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演变意义和历史作用及赋税影响:“诸户计将入丁、老、疾,应征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令貌形状,以为定籍”,除这些涉及课役变动的情况有县令亲自貌阅予以裁定外,里正在手实基础上完成了绝大多数的造籍工作。一般的民户的户口调查是每年年终进行一次,每三年再根据手实和计帐编造一次户籍,重新登记一次户口,以保证户口登记的准确性。
 
户籍制度是社会管理中各项事务中的基础,为确保户在管理中有效发挥作用,确保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唐代法律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处罚户籍登记和户籍管理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集中体现在下面两项条款中。
 
首先表现在《唐律疏议·户婚律》中的脱漏户口增减年状条,其具体条文如下: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又减三等。脱口及增减年状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减非免课役口者,四口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满四口杖六十。
 
01
户籍管理制度
通过对这个条文的解读,可以得出脱漏户口包括两种情况,整户不登记入户和口数脱漏,即一户户主在申报手实时实际上报或实际登记的人数少于实际户内人口数、甚至全户都未登记。增减年状则是谎报岁数和增状入疾,如故意增年入老,减年入中、小,由残疾人入废疾,从废疾如笃疾。
 
这几项行为都使得国家的税负减少,严重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与现代刑法区分故意与过失不同,上述罪名只在犯罪主体是官吏时区分故意与过失,当犯罪主体是户时,不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主观态度,一概定为犯罪,处罚力度在于客观上国家赋役因此减损的程度来定的,如对不课户和女户的处罚要明显轻于一般的户。此外,此罪除特殊情况家长不知情处罚责任者外,一般情况下都是处罚户主。
 
其次表现在《唐律疏议·户婚律》相冒合户条的规定:诸相冒合户者,徒二年,无课役者,减二等。主司知情,与同罪。即于法应别立户而不听别,应合户而不听合者,主司杖一百。
 
同样对这一款条文进行解读可以得知,所谓相冒合户,一方面指因为唐律规定九品以上的官员以及有爵位的人为不课户,可以减免赋税劳役,而出现的冒充此类人亲属,与其合为一户,以逃避赋税课役的行为。
 
另一方面包括了《唐律疏议·户婚律》对合户和分户的规定。合户在开元七年令中有记载:“诸先有两贯者,从边州为定,次从内为定,又复从军府州为定。即俱是边州关内,俱军府州,从先贯为定。
 
其于法不合分析,而因失乡分贯,应合户者,亦如之。”一般是对因流离失乡而导致的父子不在同一个户下,异贯居住而依令要求重新合为一户。别户在前文已经详细论及,是指父母终亡,服纪已阙,兄弟欲别者应当按规定同意其分户。唐代对于脱漏户口、增减年状、立户分户等户口调查登记问题严格进行限制和规定,归根结底还是出于保证国家赋税课役的需要。
 
02
户等、课户与不课户
唐代还对户进行的分类和划等,这就是所谓的户等。户等的出现究其原因是为了按资产划分户的等级,以便按不同等级征收赋税劳役。唐代户籍在登记人口的同时对各户的情况作了分类,《通典·食货志》记载:“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
 
户等是户调和户税钱征收的参考标准,当然户等除了涉及所纳税钱的定额外,也是唐代禁止不按律分户合户的原因,因户等不一,随意分户合户会使得某户的户等发生变化,进而造成赋税损失。
 
户与赋役承担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唐代在赋役承担上还将户划分为了“课户”与“不课户”。在户数记载上一般都会将“课户”总数和不课户总数单列出来,如《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门”就有记载唐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十〕,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
 
依据《通典·食货》中“丁中门”记载:“按开元二十五年令云:‘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以及《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我们还可以知道,一户内是否有“课口”是区分“课户”和“不课户”的标志。所谓“课口”,就是承担赋役的丁口,亦称“课丁”。唐律对成丁的年限有明确规定,开元二十六年令规定二十一岁为丁,但这一年龄屡有变动,如天宝三年,定为二十三岁;广德元年,定为二十五岁。
 
此外,唐代开元时期的户令还记载:“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子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对于九品以上的官员,二十岁以下的男子以及老年男子、残疾人和女性,不承担赋役劳动。而且因唐代立法完备,注重刑罚与客观危害的统一,同一罪名对于课户和不课户量刑不一样,一般不课户相对课户而言处罚要轻一些,如前文所述脱户漏口罪。
 
03
赋税制度
唐朝的户籍制度服务于赋税的征收、兵役和摇役的征发,而户是建立户籍制度的基础,所以说户是服务于赋税的征收、劳役的征发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要使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就要设置一套有效运行的官僚机构来执行各种具体政策。而在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基础的户不但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而且在统治阶级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下。
 
利用户来控制基层人民,实现国家统治的稳定和达到税收的目的,是最优的选择。土地是农业国家赋税的基本保证和主要来源。唐代租庸调制就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在均田制废除以前,唐代国有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私田数量相对较少。
 
唐代统治者将这些国有土地分为永业田、口分田、职分田、赐田等,并设定了一套完整的均田制度。但在唐代的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中,缺乏单独设置的《田律》。考察唐代法律制度,可以发现唐代与土地有关的规定一般都与“户”挂钩,是以“户”为基础单位实现土地管理的,因此这部分与田地有关的法律主要规定在户律中。
 
唐初将分给百姓的土地划分为永业田、口分田和居住园宅三类。永业田在所有者死后可由其子孙继承,但这部分田地只分给丁男、十八岁以上中男和老小疾、寡妻妾情况下的户主。口分田按照户内人口数分配,该人死后将由官府收回。居住园宅相当于现在的宅基地,但比较特殊的是,唐代也给奴婢分配居住园宅。
 
对于为什么以丁男作为分田的基本单位,本文认为首先应对“丁男”这一概念进行分析。在唐代,成丁年龄是二十一、二十三或二十五。而根据唐太宗开元二十二年诏令规定,太宗时婚龄有所降低,男性由20岁降低到15岁,虽然这是政策上的数据,有鼓励增丁添口的缘故,但实际中情况应相差不大,男子结婚的高峰期为17岁到30岁。
 
因此可以推知作为主要劳动力的成丁在成丁前后一般都已经成婚,这时候丁男不是一个人,一般都代表了一个家庭。因此唐令规定丁男作为均田制的基本单位,实际上是以男耕女织的个体小农家庭为中心的,而个体小农家庭一般又为一户。这样,可以说均田制是根据户来分配的。
 
 
04
结语
唐律中规定的部内田畴荒芜罪也从侧面说明了户在田制中的主体地位。部内田畴荒芜就违法内容而言,主要是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手段导致农田荒芜,而不能充分利用人力和地力的犯罪。其处罚主体虽然主要是基层主管的官员,但户主同样也有责任保证自己管辖内的田地进行农业生产。
 
《唐律疏议·户婚律》对部内田畴荒芜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唐代实行两税法以前实行租庸调制,其中租是田租即土地税,庸是法定劳役,调则是按户征收的地方物产,因此一般又称其为户调,此三者即所谓的“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其中户调以户为征收主体,因此这里着重分析户调。
 
户调作为唐代主要租税的一部分,是一种属于货币性质而具有实物形式的地租成分。户调一般征收绢布,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匹之长度为四丈,阔度为一尺八,而就唐代社会生活情况来说,实际与征收货币没有太大差别。
 
因为自东汉末董卓毁弃五铢钱、铸小钱以来,钱制混乱,钱币难以通行,绢、布(包括麻布)和谷物这些的价值稳定的实物渐渐取得货币这一等价交换物的资格。至唐代,绢、布作为货币来使用已经是相当普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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