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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读懂古代到现在户籍制度进程,它会退出历史舞台?

积分落户北京 2019-12-01 15:50188未知京户网小编
在同一个城市,你是流浪汉还是主人?关键是看两种材料:一种是户口本,另一种是房产证。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可以租房住。城市没有户口,几乎不可能长期扎根。因为一个人的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特别是子女的教育,都与户籍息息相关。
 
上一代人更了解户口的重要性。那个时代,没有户籍指标,粮油供应、招工就业、异地搬迁都很差。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小城镇向大城市转移,难度更大。
 
一本户籍,凝聚了太多家庭的悲欢离合。
 
时代在变,城镇户籍已经放开
 
2018年以来,武汉、郑州、南京、合肥、成都、西安等城市纷纷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人才落户。
 
一年之内,西安等城市吸引了数十万年轻新市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坐不住了。他们积极出台政策,吸引高端人才。
 
“抢人大战”风起云涌,地方政策力度空前:精英人才,不用说,就连本科生、大专生,甚至大学生都成了热点。只要你来投资,不仅可以享受“快结算”和“购房优惠”,还可以享受路费和住宿补贴。
 
2019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备受关注。
 
文件的要点是:对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的城市,全面取消定居限制;对常住人口在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全面开放和放宽定居条件,对常住人口在3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全面放宽定居限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对特大城市,调整完善整体安置政策,大幅度增加安置规模。
 
关键词非常醒目:“开放、放松、扩大安置规模”。基于此,一些人乐观地预期,限制自由移民的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
 
如果真是这样,其意义不亚于“全面取消农业税”、“全面放开二胎”。因为这真的是“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乎贯穿于中国的整个历史。
 
史料显示,早在商代,就有一套原始的人口登记制度,在甲骨文中被记载为“登高”。从商代到西周,再到春秋战国,人口登记终于演变成严格的户籍管理。
 
在户籍问题上,一定要提到一位主持秦国改革的商鞅。他虽然不是户籍的发明者,但却是户籍管理制度的奠基人。
 
众所周知,商鞅变法有三个关键内容。
 
一是加强农业建设。政府奖励开垦和耕种,实行小家庭制度(孩子长大后必须分开),并对商人征收重税。扩大税源和兵源。
 
二是严格的社会控制。商鞅实行“坐在一起”的法律,让监督举报。比如,一个人违法,瞒报不报的邻居,就会受到同样的处罚,举报者也会得到奖励。
 
三是奖励军事功绩。即“以数量杀敌,以功绩赏地、赏衔”。其目的是使战争和杀敌成为秦人获取财富的最重要途径。
 
为了实现以上三个关键目标,户籍管理是基础。因此,在商鞅的指导下,秦国建立了相当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秦始皇统一世界后,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秦简牍记载了户口,不仅记载了一个家庭(一个县的一个村庄)的详细地址、人口,还记载了一个成年男子的年龄。
 
秦朝灭亡了,汉朝继承了秦制。
 
出土的“居延汉简”表明,汉代的户籍不仅有姓名、籍贯、年龄等内容,而且还标明了皮面的高低和颜色。例如,“七英尺三英寸长,黑色和蓝色的脸”。记录可以说是详细的,所以我们需要照片和身份证号码。
 
而且,汉代的户籍管理非常严格。如果你想把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或者从地方迁到首都,更不用说普通人了,连官员都很难做到。
 
元朝时,有一个叫陈唐的官员,原籍山阳夏丘(今山东兖州以北),年轻时去长安,成了“北京漂泊者”。后来,经过几番努力,他当上了西部地区的副校长。
 
当时,匈奴的直指山与汉朝作战。陈堂娇出兵攻破北匈奴,在长安杀了直指山。他留下了一句老话:“明朝强汉,远在必罚”。
 
正是这样一位著名的将军被封为建功侯爵,直到他去世才得到长安的交代。陈唐生前到法院,希望留下他在长安的户口,这是法院禁止的。陈唐一死,妻儿就不得不离开京城,搬到他们以前从未居住过的原籍。可见汉代对户籍的严格控制。
 
在古代,户籍管理被抛弃和瓦解。那是战争或分裂的时候。一旦世界统一,社会恢复稳定,王朝将重建户籍制度,并将其视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
 
在电视剧《长安十二小时》中,负责首都安防工作的静安部门可以随意查询户籍资料,甚至可以跟踪个人住址的搬迁情况。
 
这虽有文学的夸张,但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大唐帝国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
 
长安十二小时静谧
 
宋、元、明、清时期,户籍制度虽有演变,但始终是朝廷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除了户籍人口的“黄册”,还有户籍土地和房屋的“鱼鳞册”。
 
当然,古代的户籍管理主要服务于税收、收粮和征兵。为了保护自己,完成任务,地方官员经常谎报、瞒报。
 
例如,如果一个人通过了入学考试,他的亲戚朋友会尽力把人口和土地与他的姓氏联系起来。为什么?享受税收减免。当地官员在上报当地户籍人口时,往往会留有余地,生怕缴不完法院交办的税金和公务。
 
古代户籍反映了身份、等级、权利和义务的不同。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人们被分为不同的阶级和职业,即学者、农民和商人。
 
在许多朝代,如果一个家庭被纳入“工匠名册”,那么它必须是一个世代的工匠,不能改变职业。如果一个企业被归类为商人,其社会地位将处于最底层,参加科举考试将受到限制。
 
相反,如果一个人住在官员的家里,或者因进入士大夫阶层而声名鹊起,他就可以获得税收减免的特权,而且住所、汽车、马匹和服装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
 
生活在清朝,最大的礼物是“携书”。例如,康熙王朝的童国钢被皇帝宠爱,被汉军旗带进满洲里,镶嵌黄旗;童佳的家人从此飞跃。
 
雍正当政时,他很欣赏河南省省长田文静,把他从汉族带到满族正黄旗。从那时起,田文静可以称自己为“奴隶”时发挥的权利,在最后一个朝代。这是一份很棒的礼物!
 
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但古代有“流动人口”
 
唐代诗人陈子昂和李白,身高只有八个头,但他们都是四川的“户口”。为了成名,他们不得不穿越“难登蓝天”的蜀道,漂流到首都长安。幸运的是,他们都是富家子弟,否则只会死在森林里。
 
白居易年轻时,也曾到长安发展。文坛老人顾匡曾经看了看自己的名字,说:“长安很贵,住大地方不容易。”。其实,首都长安比大米贵,价格也贵!但是那些想来的人还是挤满了他们的头。这和今天的情况有多相似。
 
毕竟,仅仅因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流动家庭”就那么多。但土地王朝永远不会愿意看到这一点。
 
如果你不保留土地,谁来种地吃饭?你想四处旅行做生意。谁来当兵?你们都想挤进京城,皇帝怎么能忍受呢?
 
此时,户籍管理的作用显现。
 
因此,绝大多数朝代都不允许人们自由流动,连僧侣和道士都应该登记。例如,在宋代,一个人要想长途旅行,就必须获得当地官员颁发的“导游”(相当于“通信卡”或“介绍信”)。如果你想去你在城市的亲戚朋友家,你必须在政府登记(相当于申请“临时账户”)。
 
如果你没有湖口或“指南”,你将被政府逮捕为流放或逃跑奴隶,你会受到严重的待遇。因为政府总是对难民保持警惕。难民的兴起和的上岸,意味着一个王朝出现了巨大的危机。
 
人口流动与地区差距有关,统治者会意识到这一点,偶尔会出台调整措施。
 
以科举为例,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有很大的区别。作为一个学者,出生在贵州与苏州有很大的不同。两地学者数量悬殊。
 
雍正皇帝对此很警觉:大量北京官员讲的是江浙方言,这是不正常的!事实上,他可能不知道七或八的官员讲绍兴话,因为“绍兴教师遍布世界各地”。这说明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
 
如何调整平衡?古代科举考试时,在名额上要适当照顾落后地区。和现在一样,西藏和海南的录取分数线要比浙江和湖北低得多。
 
如果有优惠政策,有些人会乘虚而入。最典型的是“高考移民”。事实上,这种情况存在于古代。
 
人口流动,户籍是“门”,根源在于“水位差”。
 
秦汉至民国时期,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农业税也是政府的主要税源。重新安置和限制人口迁入土地,最有利于王朝的稳定。
 
户籍制度就像一扇限制人口流动的“大门”,又像一个“筛子”,把不同职位、不同职业的人分成369个等级,让他们生活在“身份社会”。
 
直到1949年,中国才开始了追赶型工业化的进程。
 
缺乏积累,优先发展工业。我该怎么办?我们要让广大农村和农民做出牺牲。因此,工农业“剪刀”、城乡差异、家庭壁垒等将成为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
 
老人们熟悉三样东西:户口、粮票和介绍信。无论是从农村进城,还是跨地区出差,这三样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搬家。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大发展,粮票、布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介绍信也越来越少用了,因为主要市场是多元化的,带上自己的名片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申请审批。
 
只有城市户口长时间像一堵高墙:墙外的人想进去,墙内的人不想出来。为什么?是因为账户背后的福利差异。
 
儿童读书、医疗和社会保障、大城市购房资格等与城市户籍密切相关。此外,不同城市在就业机会、创业条件、公共服务和人类住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可见:一线发达城市人口流入压力大;三、四、五线欠发达城市人口外流现象严重。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流量、物流量和信息量都在不断增加。财税来源、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城乡“水位差”和城市“水位差”也发生明显变化。
 
户口的大门得换了。
 
从“门”到“滤网”,户口是与时俱进的。
 
相比之下,改革前的城市户口就像一扇紧闭的“大门”;如今的城市户口更像是一扇“滤网”。虽然门槛还在,但个人选择的机会却大大增加。
 
在近两年的城市“抢人大战”中,高端人才非常抢手,受过教育、有技能的年轻人成为热点。更多的人有更多的选择。
 
但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欠发达城市基础薄弱、负债率高、产业不景气的现实,即使解决了拆迁的限制,也没有人会注意到。虽然一二线城市不错,但其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会吓倒很多人。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年轻人来到二线城市定居,不是为了就业和创业,而是因为他们相对较低、优惠的“房票”。他们可能不是永久居民。但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年龄、收入等原因,其他常年在城市打仗的人很难在城市定居下来。
 
有人认为,由于资源和发展的不平衡,有必要设置户籍门槛。然而,正是户籍门槛固化了这种失衡。就像一所学校设置的重点班,其实并没有提高教学的整体质量,而是学生出现了分化。
 
户籍从“门”到“过滤网”的松动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但我们要明确: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供给不足是客观现实;全面开放户籍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改名很容易,但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充分性和平衡性还需要很长时间,而这不是一个单一的文件。
 
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随着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我们终于看到了户籍松动和消化的趋势。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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