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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夹攻,60年户籍枷锁将崩溃?

落户指标 2020-02-08 17:2794未知京户网小编
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具有独特的人口流动控制功能的基本制度,构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户籍制度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主要制度障碍。
 
随着未来城市发展危机的来临,户籍制度的崩溃有可能成为现实。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户籍制度已有60年的历史。今天,它仍然扮演着巨大的角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的桎梏。在某种程度上,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户籍制度什么时候会崩溃?
 
在户籍高墙最终崩塌之前,理性人的选择是努力追求户口这个普遍理想的城市,90后的赵大发在经历了几次挫折后,于2019年初拿到了深圳户口。
 
赵大发的户口突破
 
赵大发,1992年女学生,来自中部农村,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重点大学。2014年毕业时,我对户口的认知还比较低,所以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工作。
 
当她身边的人准备买房摇号时,她逐渐意识到户口的重要性,原来户口与那么多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公共服务息息相关。在北京,没有户口,就没有买房、摇号的资格(需要连续5年的社保),孩子上学会面临很多困难。
 
赵大发决定拥有一个城市身份,以后不让自己的家庭遭受户口的折磨。
 
北京户口是无望的,但武汉和深圳两个省会城市户口是可以实现的。
 
2017年,赵大发利用武汉的“打劫政策”——只要他有大学学历,就可以到武汉落户——把他的户口丢到省会。拿到武汉市颁发的户籍证后,她迅速从北京回到老家,搬出了农村集体户口。
 
成为“武汉人”后,赵大发获得了在武汉购房的资格。她选了一套房子,付了首付,还贷款。她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又快又有效率。但武汉户口并不是她的最终目标。
 
2018年5月,赵大发预感到深圳的落户X教育门槛会提高,于是迅速对外开放,将自己的户口从武汉搬到深圳。不幸的是,她仍然错过了最直接的落户政策(只要提供教育,就可以直接提供落户)。此时,深圳要求在本市缴纳半年社保,允许落户教育。
 
虽然深圳户口的门槛有所提高,但仍有解决之道。赵大发找到一家中介公司,他们通过这家公司在深圳缴纳了半年的社保,到2019年初,终于符合了落户的条件。
 
在搬迁过程中也有一些插曲。武汉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取得深圳户籍证后,认为赵大发不在社区居住,不同意盖章。如果搬出证明失败,她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幸运的是,她终于找到了一个熟人来调解,街道办事处把印章封了。
 
赵大发领取手续后,从北京飞往深圳,办理了落户手续。最后,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个“深圳人”。
 
2018年5月,在东湖公园旁举办“人才进海南”活动,吸引符合海南人才引进政策要求的大学生办理落户手续。图形蠕虫
 
赵大发为何如此小心翼翼地搬走户口?户口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我周围很多人都不明白,她为了一个身份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这是不划算的。但我太理解她的坚持,因为我的家庭深受户籍的影响和束缚。
 
我的家乡在中部省份的落后山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的父母开始流入长三角,成为长三角南部的制造业工人。我父母去太仓做电镀厂工人。
 
在媒体报道和政府文件中,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被称为“农民工”。他们来自农村,农业户口,离开家乡从事制造业或服务业,与当地户籍居民区别开来,强调“外地人”的身份。
 
2000年以前,只有我父亲出去工作,春节期间我只回家一次。我妈妈带我和弟弟去乡下住。父亲和家人唯一的联系就是每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父亲,期待着每个月都能从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不过,每次通话不能太长。只是因为当时的电话费很贵,而手机是富人的象征,“农民工”怎么能负担得起。
 
2001年以后,我家很穷,父母决定出去打工挣钱。但现实是,我和弟弟只有一个能跟着他们,另一个只能呆在家里。最后,我决定先跟着他们去太仓,以为我弟弟会留在家里和亲戚住在一起。
 
我成了一个流动儿童,我哥哥成了一个留守儿童。
 
我记得,因为陌生人的身份,父母都买不起社保。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生病时不敢去医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需要在药店买药。只有当他们买不起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去公立医院。
 
作为农民工的孩子,我在学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地小学不欢迎来自其他地方的学生。但幸运的是,在房东的帮助下,他在当地很有名气,给当地小学校长写了一封介绍信,所以我有机会被安排在五年级下课,条件是每年要交1900元的贷款费。当时,我父亲每月的工资只有300元,他一咬牙就给了。
 
就这样,我在时代思维中心完成了小学学业。随着环境的适应,我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数学方面,我可以在一半的时间内完成试卷,而且常常是满分。
 
小学毕业时,我收到了当地一所初中的录取通知书,但父母选择送我回老家。因为作为一名留学生,我不能参加江苏高考,而家乡的高中需要在中考中择优录取,所以我需要回到初中学习,以适应中考。
 
我回家后,哥哥替我去了太仓,和父母一起去了。我成了一个留守儿童,留在了高二。
 
户籍改变了我们家庭的命运轨迹。很多事情都成了终生的遗憾。
 
2013-2017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数据。
 
 
 
▌60年的枷锁
 
完成学业后,我去公共政策领域工作。几乎所有我接触到的不平等问题最终都会影响到户籍制度。随着知识的积累,我对户籍给家庭带来的桎梏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此之前,人们可以自由行动,移民自由权被写入国家宪法。但是,随着新的治理结构和身份制度的建立,特别是三年困难期的到来,为了推进工业化、发展城市、管理城市秩序,国家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户籍墙。一边是农村户口,一边是城市非农户口,每个人都会被贴上农业和非农的标签。农村人口不得随意进城,只能在村集体组织下从事农业生产。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曾指出,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具有独特移民控制功能的基本制度,构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
 
什么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必须留在农村和集体。粮食和工业原料由国家采购,统一销往城市,为城镇居民提供粮食和工业化原料。为了降低城市发展成本,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工业原材料价格长期低于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城市生产的工业品价格长期高于价值,一高一低,形成城乡剪刀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道夏曾指出,价格剪刀差是一个隐蔽的“秘密”,农村税种,如公粮、农业税、支持军税、城乡道路建设税等,都是城市“到农村”的“明晰”。这两种方式积累的资金将由国家集中用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早期国家促进工业化积累的原始。
 
改革开放前,农民通过户籍制度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城市和乡村相互孤立。然而,改革开放后,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户籍制度再次成为城乡居民、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差距,这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接受、社会排斥”的制度根源。
 
根据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户籍制度限制了公民自由迁徙、定居和享受社会福利的范围。户籍制度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主要制度障碍。
 
如何理解?一般来说,农民工作为常住人口,即使努力工作,每月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费,也无法享受到与当地拥有户口的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他们没有资格买房、摇号(或者连续多年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他们的孩子上学是有门槛的。高考还要求我们必须回老家。本市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都与此无关。未来养老有不同的方式
 
本市户口也成为寻找目标的限制条件;即使走在大街上,在一些地区,如果与当地人发生摩擦,也会被骂为“臭场”。简而言之,没有户口,各地都被定义为“二等公民”。
 
深圳市退休副市长张四平近日撰文称,深圳应将所有永久性移民纳入城市住房保障对象,甚至建议深圳为这些在深圳工作的外国人多建一些住房,从而消除因户籍身份造成的巨大不平等。
 
户籍制度走过了60年,各界人士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户籍制度是一个落后的制度,阻碍了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制约了社会发展,但户籍制度仍然是“不变的”,是地方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手段,也是公共资源配置的直接依据。
 
2013-2017年中国农民工总数和增长速度。国家统计局
 
▌局部塌陷
 
户籍让像我这样的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小时候,父母把孩子留在外面工作了30年。他们生病了。他们五十多岁时,大多数人不得不回到农村。据村里的老人介绍,由于他们早年没有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只能依靠农村的养老保险,每月80元。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20年后,户籍制度开始部分崩溃。如今,赵大发等高学历人才成为除北京、上海外所有城市的竞争对象:2017年秋,省会城市武汉打响了打劫人口的第一枪。所有有大学学历的人才都可以直接参加落户。不久,西安、成都、南京、广州等省会城市都加入了这场战争。天津,一个大的直辖市,也积极参加了战争。户口是标准配置,除此之外还有租房补贴、购房优惠等条件。
 
随着城市间人才竞争的深入,落户的办学条件由本科延伸到专科。比如西安市35岁以下的大专生,落户条件可以在其他城市降为中专(职校)毕业生。例如,郑州允许落户中学毕业。
 
甚至最近,南昌市还将中职学校(职业学校)的落户条件扩大到了中等职业学校。由于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实现了全国免费招生,这实际上宣告了原有户籍制度的部分崩溃:至少江西和周边省份的农村儿童想要南昌户口不难。
 
这些城市降低户籍门槛的意图也非常明显:在依靠低端制造业和粗放发展的建筑业之后,下一轮城市增长将依靠人才和创新。谁能拥有最多的人才,哪个城市能做出创新产业,谁就能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抓住机遇。因此,争夺人才已成为各城市的重点工程。
 
2018年常住人口变动情况。
 
如果以上原因太“高”,另一个原因则更为扎根。如果100万大学生留在我市,他们将来将有50万家庭,对50万套房子和50万辆汽车的需求。这就是中央省会城市一位市委书记向局长解释打劫政策的原因。
 
市委书记的解释简单有效。2012年以来,中国已经度过了人口红利的转折点。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低端产业向东南亚转移,城市增长危机逐渐显现。当官之急,有其内在的动力打开户籍制度的空白。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城市户籍高墙“局部崩塌”的趋势做出基本预测:随着未来城市发展危机的进一步来临,户籍制度整体崩塌有可能成为现实。
 
2011年至2016年全国出生统计数据。中国工业信息
 
2000年至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中国工业信息
 
而这种危机,一种可以证实的是:人口持续的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出生人口继续下降至1523万人,二孩综合政策效果未达到预期,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降幅约为12%。另一方面,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1.4%,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30%左右。
 
可以预见,人口变化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会导致整个户籍制度的崩溃,还会带来更多的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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